柳斌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出版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文章以出版的视角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出版历史，为出版界、文化界、学术界展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传播、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历程，展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光辉成就，以激励出版界、理论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建设出版强国启新征程、谱新篇章。

一、建党之初：集中力量译介马列经典

五四运动前后，形成了出版高潮和思想解放高潮。有关研究表明，1915年到1920年是中国出版最活跃的阶段，各种团体和文化人创办的报刊多达2万余种，代表了中国觉醒年代的文化景观。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旨在传播真理、廓清蒙昧、启发民智、发时代之先声。特别是改名为《新青年》之后，成为思想启蒙的主阵地和发动社会大变革的新文化运动先导者，发现、引导、团结了一大批热血报国的新青年。

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早期革命家，从俄国革命胜利和马列主义书籍中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出路，成为具备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经验。1917年，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随迁北京，成为宣传马列主义的主阵地和新文化运动的司令部。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助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除《新青年》外，上海的《共产党》《东方杂志》，北京的《京报》《晨报》《每周评论》，天津的《觉悟》《言治》，长沙的《湘江评论》等一批出版物都集中传播马列主义和俄国革命道路。马列图书出版也形成热潮，据《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简史》记载，当时译自多种文字的马列著作已近百种，各种译本虽不准确，但其作为一种思潮已然形成。1920年，受陈独秀约请，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出版，陈独秀编辑的“新青年丛书”10本出版，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思想动员、坚定理想信念的重大作用。

二、延安时期：推动马列主义中国化

1927年7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为适应大革命失败后的局面，党中央决定利用一切条件继续加强出版宣传工作，先在上海创办了理论性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还创办了《红旗》《斗争》《实话》《党的生活》《党的建设》《解放》等报刊。1928年，中共中央通过《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提出要有计划地编译与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重要著作的小册子。党的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宣传工作决议案》，要求宣传部设翻译科、出版科、编辑委员会，指导社会团体、杂志社、出版机构编辑公开发行的各种刊物。中央苏区建立后，党迅速成立了出版局、印刷局，创办了《红色中华》《红星》等多种党的刊物，一直延续到长征前。这个时期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如“马克思研究丛书”、《辩证法浅说》《国家与革命》《资本论》《马克思论文选译》《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列宁回忆录》《新经济学大纲》《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马列著作，还出版了郭沫若的《中国当代社会研究》和他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瞿秋白的《海上述林》、茅盾的《中国的一日》等图书。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主编的“农民问题丛书”“国民运动丛书”共有86种，对土地革命影响很大。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就成立了出版委员会，统一领导书报刊、宣传品的出版，建立了统一的新华书店，担负全国的书报刊出版发行工作，中共中央发出《中央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毛泽东、杨尚昆联署发出《为出版〈长征记〉征稿》电报信函，党领导的一批革命报刊在延安和全国各地创刊出版，高高举起了团结抗日、救亡图存的正义旗帜，鼓舞着全国民众。

陕北时期，党中央以人民出版社、新华书店、解放出版社、中国出版社等名义，先后或同时在延安、武汉、重庆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著作，这些书稿由中央编辑委员会审定，由凯丰、张闻天审定出版，并通过新华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发行到各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这个阶段是党出版的黄金时期，先后出版发行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及“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多卷本《列宁文选》《斯大林选集》，重译出版了新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列宁主义问题》《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重印了许多马恩列斯的经典文献，为全党学习和延安整风运动提供了全面的文献资料。国统区进步报刊、出版物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斗争英雄发挥了巨大作用，出现了邹韬奋、范长江等新闻出版英雄人物。中外记者访问革命圣地延安后，除报道所见所闻外，还写了不少游记类图书，以多种文字在全球出版，最有影响力的是美国记者斯诺、王公达，英国记者贝特兰等人，其引起全球关注的图书有《红星照耀中国》（又称《西行漫记》）、《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等，由此中国共产党和延安抗日根据地的崇高形象开始走向全中国和全世界。

延安时期出版最大的特点是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在认识上的一次大飞跃，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一次创造性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出版推向了新阶段。1938年9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命题，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实现，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中国的运动情况和趋势，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毛泽东身体力行，先后担任学习委员会、宣传委员会、编审委员会主任，一方面重新校阅、翻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领导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出台若干关于翻译、出版、报刊宣传的规定，另一方面组织哲学、经济、文艺、军事等若干研究小组或委员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问题，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基础。

回顾这些历程可以深切感受到，延安时期的出版事业是在党中央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许多要求和经验对以后党领导的出版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翻译出版必须由中央统一领导和审定，并指定专人负责，以便提高质量、教育全党，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应用能力；各级党委都要设立编辑委员会，统一管理书报刊编辑工作，把出版图书报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各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出版、发行机构，以便更及时地出版发行书报刊，鼓舞人民打击敌人；一切出版物都要坚持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新文化方向，关注抗日战争的实际斗争情况和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更好地团结人民去斗争；党办的一切出版机构都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内容要适应时代要求和大众要求，做到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根据地的书报刊要“多用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这些内容直到今天依然是出版事业各门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三、新中国成立后：重在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华北、东北等地区已进行战略布局，准备开始解放全中国的大决战。华北、东北等地已开始调集大批专业出版人才，办出版、编教材，培养新政权需要的各类人才。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对出版工作发出很多指示，其中有如何接管大城市官僚资本外国人出版机构和报纸的指示、如何创办新政权出版和报纸的指示、如何解决新闻出版干部不足问题的指示，为全国解放后的新闻出版确定了政策原则，如没收国民党反动派的出版机关，民营及非全部官僚资本所经营的出版社、书店仍准继续营业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10月3日，全国新华书店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召开，毛泽东为会议题词“认真做好出版工作”。会议认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统一全国出版，办好国家的出版社，出版事业要保持和发扬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图书出版和报刊经营要实行企业化方针。随后出版总署和新闻总署就“书刊出版发行和报纸出版发行实行邮（递）发（行）合一”向全国发出通知，奠定了全国书报刊经营模式。由毛主席亲自题写社名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等先后设立或恢复出版活动。除全国专营的新华书店外，分别建立了各种专业的和地方的出版机构。此后，中央批转《全国出版会议决定各项出版工作方针的报告》，指出“对公私营出版业分工进行调整，发行机构不兼营出版，新华书店成立总店专营发行，编辑出版业务划归出版社”。这就基本确立了新中国的编、印、发体制，该体制一直沿用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出版业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气象，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成立，从最高层担负起建立、经营、管理国家出版、印刷、发行事业的使命，管理、规划、指导国家所有出版物的编辑、翻译、审定工作，调整出版业内关系和政策的领导责任，形成一套基本制度体系。1956年，我国图书、报刊出版品种、总量已分别是1950年的7.6倍和6.2倍。

四、改革年代：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1966年后，中国社会进入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历史时期，遭遇了严重曲折，出版工作也遭受了极大的损失。1976年10月之后，社会开始恢复正常秩序，启动新的发展。党领导的出版战线开始拨乱反正，在解放思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几件载入史册的大事。

一是1977年年初，中央发文指出：要巩固和加强出版阵地，恢复书、报、刊出版，主要任务是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肃清“四人帮”在政治思想、文化文艺和出版、新闻、宣传战线上的流毒。停办的书、报、刊出版社开始恢复出版。一些新的书报刊、音像出版机构开始创办，如《十月》《当代》《读书》等刊物，还有上百家出版社应运而生。这一时期的出版总量和活跃程度大大提升。

二是1977年下半年，恢复高考，考试用书和教学用书成为当时最紧缺的物资。为此整个出版界动员起来，为当年参加两批高考的1700万人提供多学科复习用书和进入大学的学生学习用书，带动了出版业发展。出版量增加，纸张紧缺，党中央批示先解决高考用书的问题，缓解了出版的燃眉之急。

三是1978年5月，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随后新华社、各种报刊都转发了这篇文章，由此引发了全党全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掀起了解放思想的运动，推动了拨乱反正工作，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了理论和思想的准备。这是出版界在历史关头的重要贡献。

四是大批出版人大刀阔斧进行出版工作，配合真理标准讨论和转折时期的思想解放，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外国文学丛书”“走向未来丛书”，以及一批社会各界急需的工具书，为科学、文化、艺术春天的到来提供出版上的支持。

五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创作、出版“三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民主精神鼓励下，各类作品的出版打破了“左”的禁区，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健康的苗头和“地下出版物”，党中央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明确指示要打击非法出版和地下书报刊（这也是出版工作“扫黄打非”的开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极大地鼓舞了出版业，出版业改革的第一步是走出地方出版地方化、专业出版行业化的老路子，调整为“立足本地本行，面向全国全民”，政策限制减少，专业分工松动。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下称《决定》），对改革时期出版工作的性质和指导方针、加强对出版工作的领导、出版队伍的建设、印刷和发行的改革建议、法规制定等作出全面部署。在这个文件指导下，中国出版开始了改革、发展、开放、创新的历程。1983年至1988年进行了一系列工作，主要包括：探索管理体制、经营方式的转型，放开民营书店、书亭、书摊和发行环节的经营权；国有出版业放权承包、确立责任制、搞活经销体制、支持横向经济联合；制定有关出版管理和著作权的法律、法规，推行出版国际化。而1986年首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举办，标志着中国出版与国际出版联系起来，开放合作逐步扩大。

直到1995年，随着出台图书、报刊、音像市场管理的规定，以及颁布新闻出版职业道德规范、组织新闻出版工作者学习培训，这些内部建设方面工作的基本完成，实际上做好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体制改革方面的思想准备和规制准备。这一阶段出版重点内容基本都是在深化邓小平“南方谈话”学习，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道路，尤其是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路线选择问题、正确方向问题。整个出版业都把重点转向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主要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相关经典著作，如《毛泽东选集》四卷、《毛泽东文集》第二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讲话》单行本。

1996年至2000年，我国开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方向的改革，同时为扩大开放，融入全球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建立对外合作体系做准备。中国出版、电影迫切需要改革，以应对文化市场的开放和外部的挑战。

党的十六大提出按照公益性文化和竞争性文化、文化公共服务和文化产业培育两类不同性质、不同思路的改革和发展文化产业的基本原则及政策措施，包括出版在内的文化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由此开始。实质性的改革开放和出版产业的创新发展逐次展开，重构了中国出版的新体制、新机制、新格局。

2005年1月，在总结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工作的意见》，从此启动了文化领域的体制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和参与文化产品进出口活动。按照中央部署，出版行业所有的出版社、报刊社、音像社、发行机构、印刷企业、进出口公司，都依据不同性质进行了改革。人民出版社、党报党刊、民族出版社、盲文出版社、外文出版社，这些有党和国家指令性任务的单位，保留事业性、公益性不变，但也须实行企业化经营方针，主要进行理顺体制、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的改革，人事、劳动、工资、保障四方面也要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经营性的出版单位（包括中央、地方、高校的出版发行机构）和非时政类的报刊出版机构和编辑部，都要转企改制，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和竞争力，“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走向良性循环、健康发展的轨道”。

为支持出版改革发展，中央先后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支持出版业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关于中央部委出版社转企改制的通知》《关于非时政类报刊社转企改制的通知》等重要文件，把出版改革引向深入。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经验，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随后，新闻出版业列入了五年发展规划，新闻出版建设真正落实到了“五位一体”战略布局中，一直延续至今，并纳入“十四五”发展全局。

党的十八大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央全面部署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了《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的规定》《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关于推动 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指导意见》，中宣部和有关部门印发了支持实体书店建设、农家书屋创新发展、校园书店建设及深化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有关文件。这些决定和措施使新时代出版在改革、创新、融合、发展上打开了新局面。

整个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出版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传统变现代，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行业规模和实力猛增十几倍到几十倍。截至2020年，中国先后参加了世界上大规模的书展和版权交易活动，担当了巴黎书展、莫斯科书展、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东京书展、纽约书展等40多个国际影响力大的书展、书市的主宾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向外国领导人赠书或亲自出席主宾国活动讲话等方式参加了这些国际文化盛宴，推动文化“走出去”，让中国书香浸透在异国他乡。国际版协主席多次在演讲中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出版业和阅读市场，没有中国的参与就不叫国际出版行业。中国的数字出版领先全球，中国网络小说已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出版品牌。

五、结  语

百年出版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是中国红色革命文化的主要创造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开拓建设者，是中华文化走向复兴的坚强领导者。在庆祝建党百年的时刻，回顾从前路，我们无比自豪，展望新征程，我们更加自信，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的1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鼓舞下，中国必将早日建成全球的出版强国，再创中国出版的时代辉煌，占领出版传播的全球制高点，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的新超越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简介：柳斌杰，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本文摘自《编辑之友》2021年第6期 柳斌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出版》，阅读全文或学术引用请参见《编辑之友》纸质版或《编辑之友》同期网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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